K 2025將于10月8日-15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舉行，“循環經濟”是本次展會的重點之一，在展會開幕前，我們先關注當前塑料循環經濟的狀況。
△10月8日-15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舉行K 2025。
世界正經歷著原材料及回收利用的挑戰，每年消耗的原材料超過1000億噸，但所用原材料中超過90%未得到回收。這是由歐洲投資銀行(EIB)提出的。二氧化碳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波動以及地緣政治不穩定因素，給企業帶來了額外壓力，使得它們更謹慎地管理資源。
循環經濟被視為實現可持續未來的關鍵因素。管理咨詢公司Material Economics的分析表明，到2030年，通過再生材料循環，歐洲可以節省4.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這相當于當前排放量的8%。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預測，從長遠來看，通過循環經濟，可避免45%的碳排放。
這一轉型還蘊含著巨大的經濟潛力：根據咨詢集團安永(EY)的估計，使用二次原材料可將能源消耗降低20%至90%，節省大量水資源，并且每年可為歐洲企業節省高達4650億歐元的材料成本。國際勞工組織(ILO)也作出預計，到2030年，企業向循環經濟的轉型將在全球范圍內創造700萬至800萬個新工作崗位。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循環經濟不僅在生態上有意義，在經濟上也同樣合理。
塑料工業：亟待加速發展的行業
塑料工業在這場變革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據歐洲塑料協會(Plastics Europe)統計，2023年全球塑料產量達4.138億噸，但回收材料的比例仍然很低：僅有8.7%的塑料被回收，其中大部分是通過機械回收實現的，而更多塑料則是被焚燒或填埋。盡管再生料蘊含著巨大潛力，但回收比例仍然很低。再生料的生產所需的能源明顯少于用化石原料生產新產品，能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此外，回收料的使用提高了供應安全性，在地緣政治危機頻發的時代，這一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然而，回收在技術上要求很高，而且通常比生產新塑料成本更高。畢竟，消費后的塑料需要經過分類、清洗和預處理。此外，法律要求嚴格，高質量的回收料稀缺，許多流程能耗高，所有這些因素導致與新塑料相比，生產成本更高。“但沒人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K展會咨詢委員會主席Ulrich Reifenh?user強調，“塑料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為它們比其他材料好得多，但向循環經濟轉型需要資金，沒有監管要求，成本問題就無法解決。”然而，對于如何實現向功能完善的循環經濟轉型這一問題，各國的應對方式各不相同。
歐盟循環經濟監管舉措
歐洲通過法律進行監管，如“循環經濟行動計劃”(CEAP)等戰略以及“包裝和包裝廢棄物法規”(PPWR)和“一次性包裝指令”(SUPD)等法規，通過設定回收率、強制性回收材料含量和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等要求，推動向循環經濟的轉型。
PPWR就展示了這一點是如何運作的，自2025年起，一次性PET瓶必須含有至少25%的再生塑料，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提升至30%。對于可口可樂或雀巢等制造商來說，這意味著需要重建他們的供應鏈，采購高質量的再生材料，并調整生產工藝，否則他們將面臨銷售禁令的風險。
SUPD也在產生影響：在立陶宛，引入押金制度后，PET瓶的回收率在短短兩年內從34%飆升至92%。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面臨諸多挑戰：高質量再生材料的有限供應、轉變為利于回收設計的技術等等。
化學成分問題正日益成為歐盟關注的重點領域。其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的處理問題爭議不斷。一項針對 PFAS 的禁令可能會使回收工作面臨更大困難，原因在于該法規會將大量廢塑料劃定為受污染物質，進而使其被排除在循環經濟體系之外。
基于此，德國化學工業協會(VCI)總干事Wolfgang Gro?e Entrup發出警告，呼吁切勿實施全面禁令。他表示：“隨著歐盟禁令所涵蓋的物質種類每增加一項，就會有更多行業參與者將業務轉移至監管相對寬松的地區。然而，這種做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原有問題。”
亞洲循環經濟面臨機遇與挑戰
亞洲占全球塑料產量的53%，是主要的生產方，也是塑料廢棄物的主要來源。雖然一些國家追求雄心勃勃的回收再生策略，但其他國家甚至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
中國循環經濟舉措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塑料廢棄物的最大進口國，如今該國正在重新規劃其道路。通過實施政策，中國已停止進口未分類的塑料廢棄物，并正在推動自身回收結構的擴張。“十四五”規劃聚焦于現代化的收集和分類系統，并促進機械回收和化學回收。
到2035年，該行業的目標是實現大部分去碳化，并過渡到材料循環利用。隨著“循環經濟促進法”的實施，該法律要求企業回收并安全處置特定產品，并建立了國有的“中國資源循環集團”，旨在中央控制這一轉型。
日本和韓國：系統推動技術發展
日本和韓國是循環經濟領域的先驅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明確的政策目標和早期采用的立法。在日本，“容器和包裝回收法”自20世紀90年代起就已要求企業參與回收和再利用系統。這一法律得到了2022年通過的“塑料資源循環法”的支持，該法促進了再生材料的使用，并為塑料產品制定了詳細的回收計劃。
韓國則通過其新的“促進循環經濟社會轉型法”(APTCES)采取了系統性、以技術為導向的方法，設定具有約束力的回收率，對可持續產品設計提出明確要求，并對難以回收的產品進行有針對性的監管。此外，對于希望將新回收技術推向市場的企業，暫時免除相關限制。
與歐洲不同，這兩個國家更注重明確的責任劃分、實際操作以及有針對性的創新資金支持，而非詳盡的法規。這種方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可和支持，例如在垃圾分類和節約資源方面，各方都承擔起了廣泛責任。
從印度到印度尼西亞：循環經濟為何步履維艱?
在印度，“塑料廢棄物管理規則”(PWMR)要求企業回收塑料廢棄物。盡管這一舉措至關重要，但基礎設施不足以及各地區執行規則的差異仍是全國范圍內實施的主要挑戰。越南也面臨類似問題，該國于2022年引入了延伸生產者責任(EPR)法，要求制造商和進口商確保其產品的可回收性。
泰國的“2030年塑料廢棄物管理路線圖”旨在到2027年實現100%的塑料廢棄物回收或能源化利用。印度尼西亞雖然有一些地方性倡議，但缺乏全面的國家戰略。其中一個目標是到2040年大幅減少最終流入海洋的塑料廢棄物。
盡管這些國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廢棄物管理的地區碎片化和基礎設施缺乏，繼續構成重大挑戰。提高公眾意識并加強行業參與將是這些措施成功與否的關鍵。
北美循環經濟戰略分散
在北美，循環經濟戰略高度分散。美國采取的方法既包括各州的倡議，也包括私營企業的措施。美國有33個州已經建立了延伸生產者責任(EPR)項目，要求一次性包裝的制造商在經濟上參與廢物管理。到2032年，100%的包裝應可回收或可堆肥，65%的一次性包裝應被回收。
然而，其他州則落后于這一進程。此外，盡管擁有現代回收技術，但與美國相比，全球塑料回收的利用率較低，原因還在于：“既沒有全國性的回收計劃，也沒有覆蓋至少整個聯邦州的州級回收計劃。相反，各個城市和市政當局自行決定是否、如何收集和分類廢棄物。”德國聯邦經濟促進機構德國貿易與投資署(GTAI)解釋道。
加拿大則采取了更為全面的方法來促進循環經濟。政府推出了“聯邦塑料登記冊”，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塑料登記系統，用于收集有關塑料生產、使用和處置的數據。該系統旨在提高透明度，實現更有效的塑料管理。“零塑料廢棄物行動計劃”旨在減少塑料廢棄物，并為塑料建立循環經濟。該計劃包括減少一次性塑料、促進重復使用和回收的措施。除此之外，還采取了逐步禁止一次性塑料產品和引入延伸生產者責任的方法來減少塑料廢棄物。
南美洲：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南美洲，循環經濟仍處于起步階段，約90%的廢物最終被填埋，回收僅處于次要地位。智利、哥倫比亞和巴西擁有全國性的回收和循環利用計劃，如智利的“延伸生產者責任法”(Ley REP)、哥倫比亞的“零廢棄物”倡議或巴西的自愿行業解決方案。烏拉圭則依靠其綜合廢物管理法(Ley 19.829)實現一致的廢物管理，并促進包裝回收。
然而，盡管有各種進展和倡議，許多南美洲地區的基礎設施仍然不足，成功將取決于進一步的國家投資、國際合作以及提高公眾意識。
總結與展望
循環經濟對塑料行業而言，既是義務也是機遇。歐洲采取嚴格的監管方式，亞洲將國家法規與技術攻勢相結合，而在美洲，從雄心勃勃的要求到零散措施拼湊，或是對市場無形之手的信任，各種方法不一而足。
但每種循環經濟模式都有其缺陷：監管制定了明確的規則，但可能導致過度官僚化和缺乏投資，這一風險在歐洲日益明顯。“為了避免轉型放緩，我們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使投資于生產符合循環經濟的塑料更具吸引力，減少因審批程序過長而導致的繁文縟節，并恢復與國際競爭對手的公平競爭環境，”Plastics Europe的總經理Virginia Janssens警告說。
基于市場的方法促進創新，但不能保證全國范圍內的實施。中央控制的策略能迅速取得進展，但存在效率低下的風險。有一點是明確的：沒有更高的回收率和更多的再生材料，循環經濟仍面臨挑戰。
